当然如果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我们必须维持社会稳定。
沈阳经济区很早就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中心之一，这是其独特特征。调整城乡结构，就是推进城市化。
但经济健康发展目前面临巨大考验，即如何将下行的国民经济拉升到9%以上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并在未来保持该速度。我国2011年GDP相当于美国的48%左右，如果我国GDP实现翻番，就接近美国目前的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就是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江泽民同志建立上海浦东开发区，通过上海及其周边城市群的发展形成了长三角增长极。胡锦涛同志建立了滨海新区，以天津城市群为增长极，拉动京津冀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GDP到2020年翻番，以及将下行的经济拉回到潜在增长率，就不能仅仅靠三大经济增长极的贡献，更需要在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极。
如果放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视角来看，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都已经发展起来了，但仍存在两个洼地，一个是福建，另一个是辽宁。第三个板块是在70%以下的省份，主要是西部地区。世界经济失衡也是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
在结构层面，主要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经济结构（例如从农业转向工业经济）、开放（投资和贸易）等。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仍然在整个经济体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农业集体化。城市化未来可通过加强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流动，进而提高生产率。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育儿成本高涨，妇女的高教育化和职业化，生育率必然降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从低基数开始。
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目前的12%，上升到2050年的31%。很显然，中国无力改变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例如，桥梁、公路和码头等拆了又造、造了又拆，尽管国内生产总值有了，但对人力和资本，尤其是一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造成了过度的浪费，不能对经济质量的提高有任何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投资不再重要了。
实际上，中国是第一个仍然很穷但不得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的国家。1990年代中期，通过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对大型国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而对中小企业则实行中国式的私有化，即民营化。而西部经济规模的变迁，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问题在于国家主导的科技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
首先是通过改革废除了诸多旧的、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同样，国有企业的简扩张也难以为继。
这些因素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已经有很多分析。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回答过去的高增长是如何取得的。
但这些年的经验表明，这种方式难以为继。城市化是唯一增长动力在结构层面，唯一有希望可以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城市化。其三，通过改革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来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增长。其次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过，技术创新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人口红利的消失无论对内部经济还是外部经济，都在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重视创新，或者中国不需要创新，而是因为创新往往是可求不可得。过去数年的大扩张已经造成了极其负面的效应。
很简单，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社会投资远远不足。在过去30多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正是所有这些制度上的变化，才促成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制度。中国未来主要的投资领域是在社会领域。
再如，因为老龄化社会来临，医院和养老设施严重不足，需要大量的投资。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多还是会继续依赖技术的应用，而非创新。比如说财政上的分税制。因为经济危机，欧美国家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
这里还须要加以特别强调的是，人们往往给予高度关注的技术创新。劳动成本的提高，会迫使很多内资或者外资转移到其他能够提供便宜劳动力的国家和经济体。
中国如果一味地把科技创新的大量投资，注入国有企业而歧视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不仅没有效率，国有部门反而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把科技创新演变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科技创新最终必然会演变成经济活动的简单扩张。尽管中国外向型经济仍然会继续，但外向型经济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促成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劳动力不再便宜，生产成本急剧提高，对内资和外资都产生影响。尽管从中国现实的情况来说，很多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技术创新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就不能创新了。
国有企业的大扩展挤占了原来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难，既没有投资的空间，也缺乏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例如农民工）还是开放（加工业），其核心都是人口红利。目前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已达到顶点。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内地，中国的基本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中国的技术发展模式更多的会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应用技术并在一些方面加以改进或者创新式改进，但不会是像欧美的创新模式，即原创。但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包括结构、制度和政策三个层面。
这个事实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感觉到力不从心。尽管在很多地区，中国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已经过度，但在西部地区仍然有空间。
再次，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来保证高经济增长。抓大和放小都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
